晚清时期,西方传教士通过出版和教育活动推动启蒙教化。益智书会和花华圣经书房作为重要出版机构,前者侧重世俗知识传播,后者以宗教印刷为主。花华圣经书房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宁波创立,印刷《路加福音》等宗教小册子,成为早期西学东渐的载体。
美国传教士毕志文以教育为突破口,在广州开办未满学校,专收贫困男童,教授基础识字。随后,其与夫人创建上海首家女子学校毕文女塾,打破中国女性教育空白,倪桂珍等历史人物曾在此学习。这类学校虽免费,但因谣言和政府限制,初期招生困难重重。
教会教育方向在1877年传教士大会上引发争议。狄考文主张宗教主导,其创办的登州文会馆以圣经课程为核心,兼授自然科学和四书五经;林乐芝则强调英语教学与世俗化,推动中西书院等机构培养通商人才。两者理念分化出宗教学校与世俗学校两种模式,英语课程成为争论焦点。
19世纪末,教会大学逐渐兴起,文会馆等早期宗教学校因社会需求转向增设英语课程,反映西学传播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深度交织。数据显示,1877年新教在华学校达347所,学生近6000人,美国传教士占据半数以上,凸显其在华教育影响。